专题 | 深圳中学社团娱乐化

“深中精神”这个词，我在深中从单身时期，讲到单身时期，再讲到单身时期，已经讲了两年多了，偏偏无论在什么场合，每次讲都需要拼命剥削脑细胞，我实在担心再这么讲下去的话我的脑细胞就要闹革命了，所以这篇文章不讲“深中精神”，改讲“娱乐”和“社团”。

娱乐本身便具有十分宽泛的定义，它并不局限于电影电视、游戏、音乐等等外部形式，而以内部观念、社会变化等深层形态影响、渗透到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近年来，娱乐精神在深中发展得可谓是如鱼得水，新一代深中人的思维方式、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理解相比前两年不一定提高了多少，但是在“娱乐化”方面，新一代深中人已然是远胜于蓝了。

王铮时代的深中，学生的活动多是从上而下实行的，领导一点头，学生一看说“哎哟不错”，于是这就定了。占宝时代呢，学生的活动多是从下而上争取或者申请的，领导一摇头，学生一看说“哎哟这不能够啊”，于是下边学生就和上面领导掐了起来。久而久之，学生们思维的广度在斗智斗勇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有亮点，但是为了得到肯定，不可避免地娱乐化，思维的深度则比不上那个顺风顺水专注一件事的时代了。

回过头来说说学生活动。学生活动发展情况最直观的的表现就是学生社团与组织的数量，学生组织由于其特殊地位并没有明显地增多或减少，但社团数量则从去年开学时的六十出头增长到了今年开学时的将近八十，社团增加速度比一些大学还快。不过，三月初的时候，在看到一张自称“Westlife社”的宣传海报后，我发过一条微博，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2020年9月，开学了，教育局领导们来到深圳中学参观了以语数英政史地理化生为首的七十余个学术性社团的社团课，之后又询问了深圳中学两百余个非学术性社团的发展情况。领导们大力表扬了Coldplay社、Greenday社、陈奕迅社和林宥嘉社等社团，认为这类模范社团对于深圳中学的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现在看来，除了追星社团没出现之外，深中社团正朝着我预言的目标大踏步前进。余甚悦。

社团（接下来部分性质相近的学生组织如学生活动中心均作为社团讨论）数量的显著增加并没有给学生营造更好的环境，反而使得社团大环境的发展更加难以为继。大社团，尤其是没有被娱乐化的大社团，招新日益吃力，社团逐渐式微；小社团门槛越来越低，有的甚至已经跟兴趣小组没什么区别了；新崛起的社团大多外强中干，不说社团文化，就连完整的管理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而这样的社团往往无法持久发展。社团大环境的娱乐化并不只体现在社团文化贫乏、管理机制缺失，还表现为：社团数量增加过快，且多外强中干；.过于看重外部效应，以噱头为活动策划的重点。

据罗亦龙学长《深中的底线》一文所提到的，深中社团数量的大规模增长是在09年学生会解散，出国单元成立时开始的。从今天来看，新社团的大量涌现与最老社团海潮文学社的解散，已经在四年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接下来的四年里，学生活动功利性愈发增大，若论原因，出国群体的日益庞大自然首当其冲，但真正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追根究底，无非只有两点：1.学生群体对于团体认同感的诉求；2.深中社团管理的混乱。正是这两点造就了现今噱头引导下娱乐化的深中社团形势。

作为处在青春期最激情的三年的群体，高中生往往会通过各种形式来形成对自我的认同感，而与环境或社会的联结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耻感文化更是强化了高中生对于他人看法的在意程度。同时，与他人比较，已经成为了大多数深中学生的习惯，甚至是鞭策自己的方式。那么社团活动作为深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疑成为了大多数深中学生的比较项目之一，更是社交活动时的供他人辨识的标签。深中校园之小以及崛起的社交网络之大使得一个深中学生在现实中认识另一个深中学生是如此的容易，以至于在微博时代，深中人“以社团、以身份评判他人”的流行度便已不输泛滥成灾的“以社交网络评判他人”。在微信朋友圈时代恐怕还要更甚一筹。于是，“大社团成员”、“社团高层”特别是“大社团高层”之类的标签的需求量格外的大，而供应量无疑是远远跟不上的，所以，竞选失败的学生往往会走上一条他们眼里的捷径——自立门户。

在一个与别人对于兴趣与社团创建关系的讨论中，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这两到三年来，在深中，兴趣并不是建立社团的主要动机，功利（暂且将对认同感的诉求算作其中）才是，兴趣只是对所建立社团的类别与内容有所影响，即，功利决定“我要建社团”而兴趣决定“我要建什么社团”。深中那些职能大幅度重叠的社团便是最有力的佐证。以实践类金融社团为例（隐去名字，但事例真实），XXX社团的前身是XXXX社团下的一个项目，而在更久远的时候，XXXX社团又是XX社团下的一个项目。换句话说，通过两次另立门户，深中人用三个社团做了本来一个社团就能做的事。这样的现象，恐怕是无法用“因兴趣建立社团”的理论来解释的，因为对兴趣需求的满足，几乎不需要另立门户，而对功利需求的满足，则需要。

出于对功利的需要，新社团的建立者往往会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愿望付诸实现，不然他们另立门户的决定则会变得毫无价值，而短期内建设一个大社团是十分困难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心理导致了近两年有许多“大”社团急速“崛起”的现象出现。2012年上半年学校“扬我校威，万校来朝”，举行的一项耗资空前的活动透露出了这样一项讯息：建设一个大社团确实是很难的，因为除了必需的硬实力之外，还需要长期的沉淀、完善的管理机制、成员的归属感等等，但建设一个“大”社团是很简单的，因为需要的只有三样——资源，噱头，和不错的领导人。

行为动机有了，理论指导有了，只要自己比较靠谱就只需要找到资源和噱头了，于是“大”社团接踵而至。至于现在深中有哪些是大社团而哪些是“大”社团，这样的问题并没有讨论的意义，因为“大”社团既然已经出现，那么这些社团的命运要么是及时转型完善自身成为真正的大社团，要么是昙花一现迅速衰落。由于“大”社团刚刚崛起不久，并没有直观的衰落的例子，于是在此只举一个关于试图利用噱头崛起却失败的例子，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深中人能够将其作为前车之鉴：

这个暑假末期及开学初，某社团制作了一部视频并撰写了一篇文章，分别通过对比隐晦地表达了“学长团不行我们行”以及“VinEt不行我们行”的观点。按计划，前者本来应播放给全体新生，后者则应发至微博等社交平台，但两个组织分别得知了这一事件并通过交涉将其阻止。开学不到一星期，此社团针对当时的一件校园时事再次制作了一部视频，并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将视频推广出去。而看过此视频的同学转告给我的评价是“字幕做得还是相当棒的，比内容强多了。”

另一方面，对社团管理的混乱由来已久，深中社团的娱乐化光靠功利心及投机心理是完成不了的，混乱的管理则是其最得力的帮凶。以我一个学长的经历为例，他的原话是“弄完（创意礼品商店）之后发现跟自己预想的不太一样，就放那（停业）了。”而之后创礼商店则作为那个社团的一个项目从那里独立了出来。他的身份使他不需要追求更多的认同感，他没有做什么噱头，也没有搞到什么特别的资源，但在当时还是使得社团群体变得更加臃肿。

12-13学年，社联起草的《社团管理条例》中的规定要么是被议事会否决了，要么就从来没有执行过，整个组织形同虚设，社团之间缺乏约束，以高层间的信任与关系进行合作与竞争。以有名的“FOF社团进驻学生媒体工作室”事件为例，如果有合理的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被社联在短期内解决，而事实上，在事情发生后，事态一步步升级，甚至出现了相关的大字报，最后还是作为学生权益案件交由学生会权益部处理。

13-14学年伊始，本应承担管理所有社团任务的社联反而因为自身内部管理条例的缺失产生了内部的分歧，且人情办事的情况屡有耳闻，同时也因是校方组建而被质疑管理全体社团的权力是否合理。总而言之，社联距离完善自己管理社团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在社联逐步完善的这段时期内，只能寄希望于社团自治，而社团自治则需要社团自身制定规则，这样一个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又很可能会被“急功近利的”社长们打入冷宫，所以社团的规则化同样任重而道远，现今的混乱形势仍然会持续很久。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在这里加一点“献言献策”的部分。对于社团的规则化，我个人的建议是未来在出现一个所有社团共同认可的组织（可能是现今的社联，也可能是改革或解散后由学生组建的社联）后，各社团能够签署一份类似宪法的共同纲领作为通用规则，与此同时各社团可根据自身情况为自己制定不同的且不与共同纲领矛盾的规定。用这样的方法低成本地向所有社团推行可行的规定，而非是各社团靠自觉撰写规定或干脆是社长独裁执政。

深中社团娱乐化的泛滥与“劣币驱逐良币”的出现一样有信息不对称的因素，而对于新生来说对深中的社团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无疑是天方夜谭，因为这需要较广泛的信息来源并且长期处于相对客观的位置。希望跟信息传递相关的学生组织能够不只做到“以用爱导航为宗旨”，更要做到内部章程中所写的“帮助及促进高一新生的适应、转型及成长”。

最后还是不得不提一下深中精神，由深中社团的娱乐化所感，若终有一天深中精神会死去，那么，是会被外界压迫至死，还是被自己娱乐至死呢？

（编者注，作者系深圳中学学生）